2.戏曲曲辞
除了结构上的双线索以外，作品在曲词方面也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深受人们的赞誉。如明代徐渭《南词叙录》：“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作者相参，卓乎不可及也”；如明代徐复祚《曲论》亦赞道：“文章至此，真如九天咳唾，非食烟火人所能辨矣”等。
《琵琶记》曲辞的成功在于高明能够紧扣住人物的身份和特定的场景，真切地描摹和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明代王世贞《曲藻》：“则成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己，其体贴人情，委曲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又如清代李调元《雨村曲话》：“此曲体贴人情，描写物态，皆有生气，且有稗风教，宜乎冠绝诸南曲，为元美之极赞也。”因而曲辞中“本色”与“文采”并行。“文采”体现在那些描写牛府生活，以及表达蔡伯喈与牛小姐内心情怀的词曲，它们词采华美、典雅，体现了很高的文化修养。如牛小姐在中秋望月时所唱的两支曲辞：
【念奴娇】楚天过雨，正波澄木落，秋容光净。谁驾玉轮来海底，碾破琉璃千顷。环佩风清，笙歌露冷，人在清虚境里。
【本序】长空万里，见婵娟可爱，全元一点纤凝。十二栏杆，光满处，凉浸珠箔银屏。偏称，身在瑶台，笑斟玉斝，人生几见此佳景？（合）惟愿取，年年此夜，人月双清。
在她的眼前，世界如此清澈、透明而高洁。此曲展示了一位深处侯门、有着很高文化修养的贵族小姐内心世界的至善纯美。
“本色”主要体现在描写蔡伯喈家人在陈留的生活，特别是赵五娘的内心感受，曲辞往往朴实无华，但却情感充沛，感人至深。明代徐渭《南词叙录》：“惟《食糠》、《尝药》、《筑坟》、《写真》诸作，从人心流出。”如赵五娘吃糟糠时所唱的曲子：
【山坡羊】【旦上】乱荒荒不丰稔的年岁，远迢迢不回来的夫婿。急煎煎不耐烦的二亲，软怯怯不济事的孤身己。
【孝顺歌】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嗄住。糠啊，你遭磨被舂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
【前腔】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扬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见期。丈夫，你便是米呵，米在他方没处寻；奴家恰便是糠啊，怎得把糠来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得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
每句的开头均用叠字手法，如“乱荒荒”、“远迢迢”、“急煎煎”及“软怯怯”等，既传神地再现了赵五娘饱受饥饿折磨后的神智恍惚，又传递了赵五娘作为一位弱女子，在可怕的灾难面前内心的焦虑与六神无主。并且用乡村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米与糠来比喻赵五娘与蔡伯喈迥然不同的人生境况，传递出赵五娘内心巨大的悲痛，极形象生动，真切感人。
七、当代的价值
高明将原本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进行改编，最终将造成蔡伯喈父母双亡、妻子背井离乡千里乞讨的人生悲剧归之于社会，从而突现出个人与社会在伦理道德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分歧。高明在此剧中有着明显的道德意图。
将此剧放到它所产生的元代这一特定社会背景中去考察，我们会发现自汉代以来所形成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极大冲击。之所以如此，与执政者为蒙古人密切相关。当蒙古人以破竹之势灭金、灭南宋，进而统一全国成为统治者时，正处在奴隶社会，而此时被统治者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封建时代，所以在文明程度上，两者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元代统治者对于底蕴深厚的汉文化始终存在着巨大的隔膜。以元代帝王忽必烈为例，虽然他曾被《元史》的修撰者赞誉为“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但是他对于汉文化却始终持存疑态度。如他未登基时曾向窦默询问“何为三纲五常”，并且对于当时在蒙古贵族当中盛传的“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言论也持半信半疑的态度，还专门就此询问过张德辉；登基以后，还对赵良弼言“汉人只是课赋吟诗，将何用”等（元代苏天爵《元代名臣事略》）。忽必烈尚且如此，其他元代蒙古贵族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了。
实际上，元代蒙古贵族对于汉文化的隔膜、不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排斥情绪一直到元末仍然存在。如元末人们对于如何教育太子仍然存在着巨大分歧，帝师曾向太子的母亲道：“向者太子学佛法，顿觉开情，今乃受孔子之教，恐损太子真性”（元代陶宗仪《辍耕录》），而太子本人也表示难以接受儒家文化，“李先生教我读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意。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庚申外史笺证》卷下）。因而终元一代，积极倡导和推行汉文化的朝臣会受到蒙古贵族的集体排斥。如耶律楚材，这位曾效忠过成吉思汗和窝阔台两位帝王将近三十年的大臣，虽然满腹经纶、被选誉为“治天下匠”，但逝世后人们却如此评价他：“而公以一书生，孤立于庙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学，戛戛乎其难哉”，由此可见他的孤掌难鸣和壮志难酬（元代苏天爵《元代名臣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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