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末日地铁定角后不久，麦思雨带人上门来给他们及导演进行了一次小座谈。天佑是一心导演发掘，两人是时隔多年的再次合作，自然是座谈绕不开的重点话题。麦思雨问一心导演，当年盲街天梯拍摄时最难忘的一场戏是什么。
一心导演想都不想地回答：“当然是那几场哭戏。”阿亮被断手时哭过，试着只用一只手适应生活的时候也哭过，“从一开始我就告诉天佑，你别想用眼药水，这几场戏是一定要你自己哭的。但是他哭不出来。”
天佑点点头，在一边补充说：“那天一到场，导演就跟我说，不要紧张，你一哭出来全组人就收工回家，今天你最大，不要有压力，没有人会骂你，但是他这样说了之后我感觉压力更大了。”
一心导演哈哈笑起来：“我当然是骗你的。”笑完他才正色道，“那场戏是一个从正常表情到痛哭的全程，他那天表现得真的很差，我们大概……大概一直拍了四个小时，他一直哭不出来，我很生气，当然其实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太小了，十……十六岁是不是？他体会不了那种断手的痛苦，我就在现场发火，还丢东西说不拍了。”
麦思雨好奇地问：“那最后是怎么拍出来的呢？”
天佑说：“导演那时候挺生气的，说不拍了，让所有人回家。我们剧组当时的一个副导演就出来，很强硬地说‘不能不拍！’他拦住不让人收拾东西，还跟导演顶嘴。他们吵了一顿，然后我们副导演就哭了。”
麦思雨不可思议地打断他：“等等，你们副导演先哭了？”
“对，”天佑摸了摸脖子，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副导演是很热心的人，他是帮我说话，而且他是个牛高马大的大汉，平时很刚硬的那种。我看到他哭了，感觉眼泪也忍不住要下来了，我就赶紧跟摄影大哥说，我也要哭了，然后那场戏就拍出来了。”
“……”麦思雨问，“然后那场戏是一次过的吗？”
“嗯，”天佑点点头，“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哭得太厉害，拍完收工之后，我还在哭。杰哥，杰哥是我们副导演的名字，杰哥跟我说，别哭了，拍完了，没事了，但是我还是哭，走出了那个摄影棚，我们导演在门口，他说送我回家，我就很硬气地说，不用了，我自己坐公交车回家，然后我那时候还在哭，进了电梯，里面很多人，我完全没有理别人的眼神，一路在哭，甚至连坐车回家的路上都一直在哭，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因为在这之前拍电影的过程一直都很开心很顺利，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麦思雨说：“你这么多眼泪啊。”
“我一直哭到家门口才停住了。然后打开门进去，我爸在家坐着看电视，我说‘爸我回来了’，然后就往房间走。我爸叫住我说，发生什么事了，我说，没什么。我爸就说，怎么可能没什么，你平常回来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还是说没什么。我爸就问，是不是拍电影很辛苦啊，我说，不辛苦。他又问，那是不是拍电影受委屈了，我就立刻，好像水龙头开了一样又哗哗地哭了。”
“……”麦思雨张大着嘴似乎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他给我留了个面子，没把话说全，”一心导演指了指天佑发话说，“其实他哭不完全是因为我骂了阿杰，我想他哭，应该是因为我当时骂了他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我这个人说话是挺冲挺难听的，我那个时候跟他很凶地说‘你今天要是哭不出来，你就滚回家，跟你爸一起给人洗一辈子车吧’。因为他家是开洗车店的嘛，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句话，其实是带有一点侮辱性的，他是听到这句话之后才哭的。”
天佑讪讪地笑了笑，没有反驳他的话。
“这小子脾气还挺大，”一心导演说，“拍完那场戏之后一个星期他都没主动跟我说话。”
天佑不好意思地争辩说：“……我都没有意识到，是公司有一个同事跟我说，你怎么都不跟导演说话，我才发现的。”
这个故事三米还是第一次听，听完只觉得有些过分，对一心导演的拍摄方式不敢苟同。天佑那时候才十六岁，上高一的年龄，多少成年成熟的演员都因为拍戏患上情绪病，留下无尽的麻烦，不用眼药水是好事，但实在没必要这样紧逼。
天佑是个很好说话的人，除了见他过去老跟朱莉反叛地顶撞之外，基本没见他发过脾气，就连理发师不小心剪破了他的耳朵，他都是笑笑便算的人。
但他站在楼梯上要走，说着“不想见她”的时候，是真的发脾气了。
三米不知道他为什么忽然这样生气。侧过身把楼梯让给他之前，三米说：“那起码打电话给你爸爸说一声，不要让他们白等。”
天佑神色依然郁郁寡欢，但眼神明显动摇了一下。三米又说：“我可以帮你说。说剧组临时有事加班。”
天佑点点头，立即低着头逃跑一样往下走。又拿了手机找到通讯录中他爸爸的号码，才将手机递给三米。
两人离开天佑家那座住宅楼，走到不远处一个街角的小公园时，三米才打了电话过去，跟天佑爸爸打了招呼，又简短地解释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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